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
同时，这些大儒对方运充满好奇，不知道方运治哪一部经，成果如何，但听衣知世的意思，方运的成果不小。
宗文雄忍不住问：“方虚圣，老夫有点好奇，您所治何经？”
方运笑而不语。
第2208章 三知三行
若在圣元大陆，方运不会隐瞒，但这里是葬圣谷，危机四伏，若是说出自己主攻《论语》，在使用圣言大术的时候，那些妖蛮必然会格外防备。
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但是，衣知世却微笑道：“方镇国气息若隐若现，时凝时散，立于皇者灵骸之上却如身在绝顶，当是圣人之道，治《论语》有成。”
“哦？”一众大儒更加吃惊。
隐成仁，现成义，若隐若现便有中庸之意；凝是修己，散是安人，时凝时散便可以修己安人，都是大儒目前所能做到的极致。
《论语》乃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书籍，即便都说《易经》是众经之首，可在许多人眼中，《论语》才是儒家的众经之首，因为其中实实在在记载了如何成就圣道的途径，远比其余各经更加宝贵。
但众人惊讶的是，没想到方运竟然直接治《论语》，这在人族非常少见。
一般来说，先主攻一部半圣经典，再主攻一部亚圣经书，最后才会上溯到与孔子有关的经书，因为用时极久，基本上只有高龄大儒才会主治《论语》。
《论语》源自孔圣，而且这本书的真本有莫大的威能，年轻的读书人直接专攻非常危险。
即便是号称经学大家的衣知世，也是按照半圣之作、亚圣之作最后孔圣之作的顺序治经。
现在，方运不仅治《论语》，而且明显颇有成果，被衣知世肯定，这让众位大儒颇为惊异。
宗文雄看着方运，仔细感应方运的气息与力量，心里越发不是滋味，方运诗词好也就罢了，还展现出绝强的战斗实力，现在倒好，连经学的境界都如此高，几乎找不出弱点。
席峦大喜，道：“方虚圣隐瞒得好深！之前方虚圣的文采与武功是有目共睹，唯一的短板便是经学，所有人都以为方虚圣治经有成是二三十年后的事了，没想到现在便有所成就，实乃可喜可贺！”
一旁的李正罡微笑道：“其实发觉方虚圣进入三境时，我就担心，现在方虚圣既然治《论语》有成，自然不怕境界不稳。即便出现瑕疵，也可口诵《论语》压制。”
衣知世深深地看了方运一眼，缓缓道：“何止是治经有成，方虚圣怕是已经开始为一家之注作疏，甚至可能直接为《论语》作注，而且颇有成就。”
“什么？”
所有人惊骇不已，即便是星妖蛮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
解释众圣经典原本，为注。
如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注，成书是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
解释一家之注的书，便是疏。
比如解释《左传》的书便称为疏，如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等。
众人本以为方运只是研究《论语》及其相关的注疏有成，根本没想到方运已经开始动笔，就算动笔，也觉得方运最多是作疏，可听衣知世的意思，方运有可能直接给《论语》作注。
为《论语》作注的本质，就是解释孔圣的言行，是自成一家之言！是践行儒家圣道！
不要说那些普通大儒，就算是历代经学大师，就算是众圣，也不敢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这么做！
不是能力的问题，不是天赋问题，而是积累不足。
无论是学问积累，人生经验积累，还是眼界的积累，都是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来，即便是周文王或孔圣，那也是到晚年获得足够的积累后，才能一鸣惊人，从而封圣。
方运凭什么？
宗文雄神色僵硬，缓缓道：“《中庸》中，子思子有三知三行之说。首知为‘生而知之’，次知为‘学而知之’，末知为‘困而知之’。三行便是‘安而行之’‘利而行之’和‘勉强而行之’。孔圣自己说过自己达不到生而知之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学而知之罢了。看来，方虚圣怕是生而知之了。”
一众大儒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。
三知三行便是儒家评价人的体系之一。
生而知之乃是理想状态，是先天之圣，生下来什么都知道。但是，这种人从来不曾出现，孔子之所以说这是最高的层次，是为了激励学生，避免学生自满。
学而知之，便是孔圣对自己的评价，通过主动不懈的努力而学有所成，成就智慧，主动是学而知之的核心。
最后便是“困而知之”，遇到切身的困难，或者发现自己不足，不得不去学习，最后才知道，这便是较差的。
三行之中，安而行之，是为心安去做，引申之意便是顺从本心，不假于外物，自己主动去做，去践行。
利而行之，便是因为外在的诱惑诸如名利而去做，比安而行之稍差，但仍有主动的意图。
勉强而行之，是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做，几乎是被迫的，主动意志极少。
但是，《中庸》做出论断，无论是生而知之、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，只要达到了“知”的境界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
无论是安而行之、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，只要做到了，本质上也都是一样的。
《中庸》中，三知三行原本仅仅是指去学习收获和践行君臣之道、父子之道、夫妇之道、兄弟之道、朋友之道等“五道”，与智、仁和勇等“三德”，但可以引申为学习一切践行一切，通晓一切完成一切。
三知源自孔子，孔子原本是说生而知之、学而知之和“困而学之”，困而学之是遇到困难再去学习，在孔子看来，即便学不会，只要学习了，都可以接受，只比他稍差而已。
子思子提完三知三行便结束，而孔子在“困而学之”后，还说过，若是“困而不学”，那便是最下等的人，这是孔圣少有的贬低之言。
孔圣对君子和小人、对大人和小人、对士和民等分高下，那是他严格根据“礼”来区分，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，但在说困而不学之人，他的语气明显充满了个人感情色彩，批判这种行为。
众位大儒之所以沉默，是因为在宗文雄说方运是生而知之后，都感觉自己像是困而不学之人，差距实在太大了。